40歲的德裔美國小提琴家大衛·加勒特(David Garrett)是一位真正的跨界明星，在非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經常在售罄的舞臺表演中為數千人演奏。但是，正如他告訴夏洛特史密斯的那樣，他無意拋棄他的古典音樂之路。

正如我們所知，大衛·加勒特的職業生涯始于茱莉亞音樂學院。乍一看，這個斷言并沒有什么奇怪的。大多數專業古典表演者都認為他們在音樂學院的歲月是最重要的——這是一個與音樂同行會面和合作的機會，向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學習，并開始在競爭激烈的領域取得成功。但加勒特在13歲時就已與德意志留聲機(DG)簽約，這使他成為著名唱片公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錄音藝術家。他在15歲時就為該廠牌錄制了帕格尼尼的24首隨想曲，并在他十一歲生日前幾天作為神童與漢堡愛樂樂團首次登臺演出后，作為小提琴獨奏家與世界一流的管弦樂隊和指揮家一起巡回演出。“我在學習期間停止了四年的音樂會，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采取正確的方式，”他解釋道。“我父親絕對反對這個決定。他有他的論點，我越長大，就越能理解他們。但最后，我沒有聽是好事，因為我的生活注定要走那條路。

一段時間以來，加勒特一直被自己的不足感所困擾。“在16或17歲之前，我參加了很多音樂會，我認為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但不是一名出色的音樂家，”他說。“我不是很擅長閱讀管弦樂譜，我也沒有正確理解和聲和對位。當我站在指揮旁邊時，當他詳細介紹音樂時，我總覺得我沒有完全理解他，這讓我感到不舒服。

認識到他的音樂缺陷的同時，他也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肩上的巨大責任。“在我早期的職業生涯中，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喜歡表演和制作音樂。但是當我到了14、15和16歲時，我不再喜歡上舞臺了。我開始經歷怯場和緊張。當你還很年輕的時候，你什么都不問。你表演是因為你知道怎么做——而且內心沒有聲音要求你必須出色地演奏。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有唱片公司和發起人，事情開始變成一項業務，你開始意識到你對成功負有責任。那種責任感當時給我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我開始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人的期望服務。

Garrett的關鍵是茱莉亞音樂學院，他的表演和作曲雙專業填補了他更廣泛的音樂知識的空白。“老實說，當我注冊時，我什至不確定我是否想再拉小提琴，”他透露道。“我必須重新找回自尊，而這只能通過知識來找回。當然，這意味著要練習，還要學習音樂。

今天，加勒特的職業形象似乎與1995年與克勞迪奧·阿巴多和歐洲室內樂團為Yellow Label錄制莫扎特小提琴協奏曲的莊嚴、干凈的少年相去甚遠。無數紋身，這位40歲的年輕人更像是90年代搖滾明星的陳詞濫調，而不是公認的有限但普遍接受的“嚴肅”古典音樂家的想法。事實上，十多年來，加勒特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將自己發展成為終極跨界明星——演奏他改編的流行音樂和電影曲調，加上他自己的作品，與他的管弦樂隊和樂隊一起在售罄的舞臺表演中向數千場演出，并發行了一系列暢銷專輯，如Explosive、Rock Revolution、Unlimited–Greatest Hits and Alive–我的原聲帶（他最近錄制的電影音樂）為他的粉絲大軍。迄今為止，他已售出超過300萬張專輯，甚至成為了銀幕明星，在2013年的電影《魔鬼的小提琴手》中扮演帕格尼尼的角色，為此他還與弗蘭克·范德海登一起錄制和譜曲。

然而，加勒特并沒有背棄他的古典根源。他每隔幾年持續為Decca和DG發行廣受好評的核心專輯，其中包括勃拉姆斯、布魯赫和貝多芬的協奏曲，并進行古典音樂會，從而保持了古典產業的欽佩和尊重，使自己成為一個特別有趣的藝術家.這種二分法的核心再次回到茱莉亞音樂學院。

“進入跨界車市場的一些靈感來自于我在紐約的學習，”他說。’不同部門之間有很多合作。我記得茱莉亞音樂學院的許多舞團都在尋找古典樂器演奏家為他們的獨奏會提供音樂。我會問他們想要什么樣的音樂，他們會建議老鷹樂隊或AC/DC或邁克爾杰克遜，所以我開始嘗試并圍繞許多流行曲調即興創作，并很快意識到有多少年輕人喜歡這種方法——很多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在古典樂器上是可能的。我在做這件事時很開心，因為它讓我有機會使用我的作曲技巧，我想，“為什么不專業地嘗試一下呢？”這也讓我有機會吸引年輕觀眾進入古典音樂。

當然，從學生生活到世界著名音樂家的轉變并非易事，尤其是加勒特四年遠離聚光燈的結果。在那段時間里，音樂會的報價已經枯竭，他的管理層也拋棄了他。唯有堅持不懈，以很少或不收費的方式舉辦小型私人音樂會，他才慢慢重新回到業界的視線。但是，正如他決定擁抱學生生活一樣，一旦他重新獲得公眾形象，他周圍的人就不愿接受他的跨界野心。

我想知道這種抵制的核心是否是古典行業的某種程度的勢利？Garrett令人耳目一新：“在某些方面，圍繞跨界的勢利是正確的，因為多年來，它是不及一流音樂家的逃生計劃。于是，人們開始泛泛而談，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人的本性；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你是一名跨界藝術家，你就不能同時成為一名古典音樂家，反之亦然。但我相信這種態度正在改變。尤其是近十、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優秀青年音樂家嘗試跨界。

這種態度轉變的部分原因肯定要歸功于加勒特本人，以及他決心將偉大的流行音樂改編成音樂復雜的編曲，以完美地配上他的古典小提琴。“在進行編曲時，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旋律寫下來用于你的樂器，”他解釋說。’每一種樂器都有自己的靈魂——它自己的聲音和意圖。因此，您不能僅從聲線創建旋律。這就是音樂本能的用武之地：你應該保留對旋律的感覺，然后感覺哪里偏離了它，這樣你的聽眾仍然可以識別它。不幸的是，有很多不好或懶惰的封面的例子。但總要有一種藝術感。即使你正在安排Metallica或Iron Maiden，也需要有一種古典文化的感覺。

Garrett說，采用這種態度可以確保沒有流行曲調無法在古典樂器的編曲中奏效。相反，這是一個在表面之下尋找歌曲起源的問題。他引用了Aerosmith為他的搖滾交響樂團專輯改編的《Walk This Way》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首歌里的旋律很少，所以你必須考慮以節奏和布魯斯為基礎的律動——而且這與愛爾蘭移民在美國演奏的小提琴有關。解決與管弦樂隊的平衡問題也很重要，因為小提琴很容易被吞沒。在我的演出中，交響樂團和電子樂隊之間的平衡也很難做到。

Garrett對編曲各個方面的興趣可以在他為Schott創作的2019年最佳小提琴樂譜中看到，其中收錄了他對從貝多芬和帕格尼尼到賈斯汀·汀布萊克和齊柏林飛艇等作曲家和藝術家的作品的16部作品的詮釋。雖然加入他的個人指法對小提琴家來說是個好消息，但實際上最讓加勒特對這個項目感到興奮的是鋼琴伴奏。“對于獨奏部分，我只需要記下我的指法，也許會重寫一些東西，讓它們對年輕音樂家更有意義，”他解釋道。“但真正有趣的部分是從舞臺表演中取出我們的大型管弦樂隊，并與我的經常合作者、鋼琴家和制作人約翰·海伍德（John Haywood）一起將它們還原為鋼琴縮編的精髓。”

顯然，正是在這樣的努力中，加勒特的作曲背景獨樹一幟，事實上，他為自己的幾張專輯創作了原創曲目。然而，他認為作曲和編曲學科之間幾乎沒有區別。“老實說，我認為如果你知道如何安排好樂曲，你也知道如何從頭開始寫音樂，”他說。“當然，作為一名作曲家，你必須具備旋律和和聲進行方面的天賦，但我一直認為，認為編曲是一項次要技能是有點傲慢的。事實上，編曲比自己創作音樂要困難得多，因為總是要與原作進行比較，如果你不符合這一點，你會受到很多批評！

在Garrett的演出中，在小提琴獨奏與管弦樂隊和電子樂隊之間取得平衡需要極好的技巧

那么加勒特是如何應對Covid-19大流行的呢？對于一個習慣于為大量觀眾表演的藝術家來說，這段被迫與舞臺分離的時期無疑是艱難的。他的Unlimited巡演原定于2020年舉行，目前計劃在2021年夏季和秋季進行，隨后他的Alive專輯巡演本身是在2020年2月和3月歐洲第一次封鎖開始時錄制的，隨后在2022年相當順利。

“在過去的20年里，我已經非常習慣于旅行和音樂冒險，”他說。“因此，2020年就像休假——當然不是音樂，而是表演。”2018年的椎間盤突出癥是多年忽視不適跡象的結果，這讓加勒特無法通過高強度練習來打發時間。“除了每天兩到三個小時的練習之外，我能做的再多不過了——在那之后，我的注意力就會下降，”他繼續說道。“我還從受傷中了解到我的身體需要休息。作為一個年輕的表演者，我雄心勃勃，去茱莉亞音樂學院并與偉大的小提琴家混音，所以我開始越來越多地練習。比方說，我從上午11點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4點或5點，進行非常漫長而激烈的會議。這導致了很多緊張和定位問題，從20多歲開始，情況越來越糟，以至于大約36或37歲時，我的手指開始麻木。我真的敦促所有年輕的音樂家傾聽他們的身體。有時候，年輕的時候有點傻，不注意；但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有些小提琴家每天練習八小時，從來沒有問題，而其他人可能只練習一小時，仍然會遇到困難。

幸運的是，加勒特能夠讓自己忙于許多其他項目，其中包括他為Schott編排的第二卷樂譜和Deutsche Grammophon的新古典專輯，該專輯將于2022年發行——這是一個項目，他透露，這也將包括他自己的安排，盡管目前其曲目仍然是一個嚴密保密的秘密。“我喜歡為我的支持者保留一點懸念，”他說。“但我可以告訴你，這將是一張經過一些曲折的經典唱片。我是Fritz Kreisler的超級粉絲——他是我的英雄；所以，如果我像他一樣，可以加入一個安排，為一首美麗的曲目添加一些個人的東西，我一定會抓住這個機會。

目前，除此之外的任何計劃都被當前的大流行所掩蓋。“我現在最大的夢想是我與整個星球共享的夢想——我想要一種正常的感覺，并且能夠再次表演，”他說。“實際上，我的職業并不重要，因為我已經謀生了，我很好。另一方面，有很多處于職業生涯邊緣的年輕音樂家無法表演。當然，有數字機會和社交媒體，但這絕不是一回事。所以，此刻我想要的是讓音樂家再次成為音樂家。在這里，就像在他受歡迎的職業生涯的許多領域一樣，加勒特捕捉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