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身穿細條紋西裝，頭發油光水亮地向后梳去，他發表了一番簡單但頗富哲理的講話，論述音樂的重要性，接著面帶微笑地將這把小提琴遞給一個年輕女子。
這一幕經由膠片保存下來：小提琴有著優雅的輪廓，火紅的楓木琴背上雕化字符，涂著清漆的表面上刻著花紋。
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在旁目睹了這個場景。時年23歲的諏訪根自子(Nejiko Suwa)拿到這份新禮物后當場演奏了一曲。
翌日，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他的日記里寫道：“我將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贈送給日本小提琴家諏訪。大島參加了這個年輕女孩的歡迎儀式，她非常可愛，很喜歡這件禮物。”
諏訪女士對此滿懷感激，她對日本媒體說：“我會繼續努力，不辜負這件珍品。”

這一幕發生在柏林。這件作為禮物的18世紀小提琴據說是出自一位小提琴制作大師之手，他的作品是三個世紀以來小提琴制作的頂峰。這次典禮的舉辦，是為了鞏固德日聯盟，并感謝小提琴家諏訪女士為“二戰”中受傷的德軍將士演奏。
這件戈培爾的禮物是在1943年2月22日送出的，這件事雖然被許多人忘記，卻有諸多細節紀錄下來。但這把小提琴的來源卻仍然是個迷。當時納粹強搶掠奪了成千上萬名貴樂器，它也是這樣來的嗎？抑或是納粹時期的受迫害者在挾持之下被迫上交的？
諏訪女士帶著這把小提琴回到日本之后，相關議論也隨之而來，70年來一直追逐著這把樂器，從未平息。
“我很同情諏訪根自子，她將這件著名樂器帶回祖國，一方面對它熱愛珍視，另一方面又面臨尊嚴的困境，”1946年，田中吉備彥(Kibihiko Tanaka)，一位日本法律教授在報紙上發表評論文章說。
“我想給她提個建議，”他寫道，如果這把小提琴“真如報道中所說，是納粹從原主那里強搶而來，就讓人類的尊嚴戰勝你作為藝術家對樂器的熱愛吧。擦干眼淚，下定決心，為了你自己的緣故，將琴物歸原主。”
諏訪女士于今年3月去世，享年92歲，她的家庭很少提及這把小提琴。她本人在采訪中否認這把琴是巧取豪奪而來，說它當初是戈培爾的宣傳部從西里西亞一個商人手中購買的。在歷史上，西里西亞的歸屬權曾多次在德國、波蘭與捷克之間易手。

關于納粹對美術作品的掠奪，已經有很多記載和論述，但很少有人闡述納粹對音樂財產的劫掠。現在有研究者開始關注這個話題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歐洲研究所，我正開展一個納粹在音樂方面造成損失的研究項目，我們一份一份文件，一個一個名字地核對。對材料真實性的分析，乃至對物主身份、物品所有權與物品出處歷史的研究，在這個項目里是至關重要的。
一把在維也納的檔案中被標為“Antonius Stradivarius Cremonensis faciebat Anno 1722”（此為小提琴的拉丁文標簽，Antonio Stradivari是制作者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里的名字，Cremona是地址，Faciebat Anno是制造年份——譯注）的小提琴于1939年被納粹從著名藝術收藏家奧斯卡·邦迪(Oskar Bondy)手中沒收，如今它身在何方？
還有兩把小提琴，原本屬于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施特勞斯，納粹將它們從他的猶太繼女手中奪走，如今也下落不明。
戈培爾送給諏訪女士的是不是一件偷竊而來的珍寶，又或者說，幾十年來，她一直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責，都是因為這件有污點的饋贈？
“二戰”期間，大量樂譜手稿、印刷品、音樂書籍和樂器被納粹作為戰利品沒收，在當時的危機狀態下不是遺失了就是下落不明。有個叫“音樂特別任務部”(Sonderstab Musik)的納粹組織專門負責處理這些贓物。
如今，關于這些納粹時期被沒收和不明所得財產的證據，散布在歐美檔案紀錄的汪洋大海里。在波蘭羅茲市的猶太人區，官方統計表明，大約有20萬猶太人在大屠殺中被送入集中營，他們的樂器全部充公。

“那個猶太人區里將永遠無法聽到貝多芬、莫扎特、肖邦和舒曼的音樂響起，”一位在1944年被監禁的當地居民寫道，“市井依舊，艱辛的生活還在繼續；人們在饑寒交迫的折磨之外，還要忍受無法聽到音樂的痛苦。”
小提琴這種樂器格外脆弱，容易出毛病，歷來是維修師工作臺上的常客，也經常出現在交易商和其他賣家的交易目錄上。它們的歷史可以在真偽鑒定書、估價單、買賣憑據、照片、分類賬目、書信和日記中進行追溯。
不過，時至今日，每一年拍賣場里出現的樂器都很少或根本無法查到起源。交易中的習慣是保護所有者的合法隱私權，盡管這樣不利于追溯被第三帝國非法掠奪的樂器。為保護樂器所有者的隱私，他們的名字通常被抹掉，代之以“來自某職業樂手的收藏”之類。
研究納粹時期藝術品損失情況的藝術史專家索菲·萊利(Sophie Lillie)說，珍貴小提琴的下落并沒有被密切追蹤，因為和被納粹當局沒收的名畫情況不同，小提琴市場上并沒有令人震驚的特殊案例。
“在小提琴交易市場上并沒有類似的驚人案例，迫使整個行業采取行動，”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但是人們傾向于在經濟上（買家和賣家都是）和道德上忽略這個問題。”
多年來我曾要求諏訪女士和她的家人提供那把小提琴的信息，都遭到了拒絕。2007年，我收到她侄子彬彬有禮的回復。

“不幸的是，她不想再提起那段年代，包括這個插曲，”他寫道，“要知道，她如今已經88歲高齡，當年她離開日本到歐洲訪問時還只有16歲。”之后他為自己不能再說更多而道歉。
幾星期前我們又通了電話，這位侄子說這把小提琴如今歸他所有，但又說自己目前不能就此再說更多了。
當然，我對這把有問題的琴這么感興趣，是因為它很可能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但它真的是嗎？
鑒定專家可以通過細微的區別檢驗真偽：琴的木質部分可以顯示出提琴制造者所在的地理位置；琴面清漆的特點和質地、上漆的方式以及漆滲入木質的程度可以顯示出制作者的身份。欣賞家則會考慮工藝、風格和制造者的氣質（包括工具的痕跡、制琴的精湛技巧或者笨拙的手法）。制造者要在薄薄的琴腹面板上開出f孔，他對f孔的設計與具體操作，還有雕刻成鸚鵡螺狀的琴軸的特色，這些都是制造者的標志。
另外琴上還有標簽。
小提琴制造者會在琴身內部放置標簽，它們在那里一呆就是幾百年，也有人假造小提琴的標簽，比如添上著名制造者的名字，從而為它增值。戈培爾將這把據稱為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送給諏訪女士兩天后，一家日本報紙說這把琴是1722年生產的，據估計，那一年斯特拉迪瓦里生產了20把小提琴。

1722年，斯特拉迪瓦里已經78歲。他于1737年去世，盡管沒有人能確定，專家推測他一生制作了大約1100把小提琴。現存于世的遠遠小于這一數字。
諏訪女士收到這把琴時已是聲譽鵲起的小提琴家。她出生于1920年，10歲時就有天才之名，師從俄國小提琴家安娜·巴布諾娃·小野（Anna Bubnova-Ono，她是小野洋子的嬸嬸）。1936年，她離開日本到布魯塞爾，1938年又到巴黎與伯里斯·卡曼斯基(Boris Kamensky)一起工作。1939年5月19日，她在巴黎舉行了自己的首場演出，當時距離納粹入侵法國還有一年。
戰爭期間，諏訪女士在全歐到處表演。1943年10月，她作為小提琴獨奏與柏林愛樂樂團(Berlin Philharmonic)合作。兩個月后，戈培爾寫了第二則，也是最后一則關于她的日記:
“中午我去大島處做客。著名日本小提琴家諏訪根自子為我們獻上了一場演出，有格里格的曲子和其他一些華彩片段，她有著杰出的技巧和非凡的藝術才華。前不久我送了這位小提琴家一把斯特拉迪瓦里作為禮物。另外我感覺這把小提琴與她很相稱。”
作為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通過德意志文化部及其音樂部門“Reichsmusikkammer”牢牢把握著音樂政策。音樂從業者都必須是雅利安人。馬勒、馬爾蒂努和門德爾松等作曲家都因為信仰、政治和種族原因上了黑名單。
戈培爾還為自己手下的音樂家們配備了高級的樂器。在1940年12月17日的日記里，他寫道，自己為德國小提琴家們購置了一批大師名琴。他的部門也參與了這筆買賣，把若干18世紀的意大利名琴借給著名樂手，其中包括柏林愛樂樂團的樂手們。1942年5月5日的政府備忘錄中寫道：“文化部在為首席小提琴手尋找真正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軍方紀錄證實了，戰爭期間有很多樂器被轉移到德國音樂家手中，比如1948年美軍從小提琴手奧托·沙納克(Otto Sch?rnack)手中收繳的一把“1765，瓜達尼尼”(Guadagnini)小提琴。沙納克說這把琴是戈培爾1944年5月借給他的，“來源不詳”，“是戰爭期間從被占領的國家得到的”。
1944年，盟軍解放巴黎時，諏訪女士同歌唱家Yoshiko Kurachi一道坐火車逃往柏林。Kurachi回憶，因為盟軍的空襲，火車緊急停車了幾次，兩個女人只能從車上跳下來，隱蔽到附近的樹下或火車底下。但諏訪女士從未和那把戈培爾送給她的琴分開，就連睡覺時也不例外。
在柏林，諏訪女士與日本大使重新會合，1945年4月，日本外交人員撤離時，她坐火車逃往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根據美國國家檔案(National Archives)記載，她于5月在那里被美國第7軍的士兵俘虜。諏訪女士告訴他們自己是大島大使之妻(Toyoko Oshima)的私人秘書，曾在歐洲學習小提琴。
后來諏訪女士被送上從法國勒阿弗爾出發駛向紐約的圣塔羅莎號輪船。1945年8月，當美國向日本投擲兩顆原子彈時，她正在大洋之上。1945年8月11日，她搭乘的輪船來到紐約，在史泰登島停泊，幾天后，日本宣布投降。紀錄表明海關收繳物品中包括匕首、刀、手槍和一把劍，沒有小提琴登記在案。
接下來的日子里諏訪女士和其他日本外交人員被帶到貝德福德·斯普林斯酒店，這座豪華酒店位于賓夕法尼亞州阿利蓋尼山麓中心地帶，暫時充當拘留中心。國務院在日本戰俘居住的20個房間秘密安裝了竊聽器。
同年秋天，諏訪女士和貝德福德的183名其他居住者被國務院遣送回日本。他們離境之前，于1945年11月11日舉辦了一個慶祝會。參加者包括戰俘、美國官員和酒店工作人員。諏訪女士、日本指揮和作曲家近衛秀麿子爵以及男高音歌手Minoru Uchimoto與臨時的業余表演者們一起獻上了演出。“安可”之聲一直持續到深夜。她用了那把戈培爾的小提琴。
“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聲音消逝在貝德福德·斯普林斯濃密的森林里，”后來曾經采訪過在場者的作家深田佑介(Yusuke Fukada)寫道。
12月7日，諏訪女士回到了橫濱家中，一個記者在碼頭采訪了她，“這把名琴真的是斯特拉迪瓦里制造的嗎？”他問。
是的，諏訪女士把琴匣緊緊抱在胸前說：“我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它。”
1951年，她勇敢地返回美國，在好萊塢劇場獻上一場慈善音樂會。洛杉磯媒體盛贊她是“締結和平條約之后第一個踏上美國國土的日本音樂巨星”。這個和平協議是一周前49個國家經過艱苦談判之后簽訂的。
演員陣容可謂星光熠熠，包括200名音樂家以及舞臺劇、電影、電視與廣播明星。其中有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萊昂納爾·巴里摩爾(Lionel Barrymore)和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鮑勃·霍普(Bob Hope)擔任司儀。
在美國觀眾們面前，諏訪女士用這把戈培爾的小提琴表演了她10歲那年曾在東京表演過的曲目：門德爾松的E小調協奏曲——一位曾被納粹禁止的作曲家的作品。